丘濬在正統十二年的會試中，提出了勞動價值論，比朱祁鈺提出勞動價值論早了四年，比英國經濟學家配第早了一百七十四年。

    產品有大小精細的不同，是因為投入的功力不同，其價格各有不同，和投入的功力各不相同，而丘濬對功力二字的理解，正是勞動力和勞動技術的投入寡眾。

    價值千錢的產品，非一日而成，他的技術必然是循序漸進，持續投入的。

    而價格和價值又完全不同。

    丘濬在正統十二年的會試之中，多次提到了非一日之功的觀點，列舉了很多例子佐證。

    這是丘濬勞動價值論，它一點都不普通，它揭示了價值和勞動的密切聯系，他和大明現任皇帝的觀點不能說一模一樣，只能說分毫不差了。

    丘濬不僅僅如此，他還在會試中說：「日中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錢幣之造焉；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無弊?！?br/>
    世界上的集市是為了方便百姓交易互通有無，以物易物的話，物不是一定會有的。

    所以才需要錢幣，而且錢幣和物品的價值相當，沒有輕重上的偏差，就可以長久執行而沒有弊端了。

    在總論了錢幣的性質和一般等價物概念之后，丘濬批判了大明寶鈔竭盡民力，而勢要豪右竊印是鈔法敗壞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行錢法，而且是輕重并用。

    但是丘濬只是一個普通的經學舉人，他并沒有辦法解決銀子和銅料從何而來。

    當然這些問題，朱祁鈺都在解決，因為大明并沒有銀料和銅料，大明一年產十萬兩白銀，還不夠塞牙縫呢。

    大明一年至少需要七百萬兩到八百萬兩的白銀，并且壓印成為銀幣才夠大明所需。

    所以，朱祁鈺的國富論，并不是超越大明這個時代的產物，它是有切實土壤的。

    大明已經有舉人，在正統十二年提出來了。

    丘濬的第三個觀點，是他落第的主要原因，他基于自己的勞動價值論和貨幣論，推出了他的主要施政理念。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以義為利，以禮制欲，操利之權，資以行義?！?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