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馬回周橋！”

    得知天宣帝及宗室、王公大臣三千余眾前日就從汴梁西北的青城寨，被赤扈人押送北上，徐懷站在山崖之上半晌無語，臨了吩咐左右中止今日的行程，備馬隨他返回周橋。

    此時一條嶄新的驛道，銜接青衣嶺吳寨河東岸以及周橋淮水北岸的渡口；驛道從石門嶺東側通過，也將沿途包括石門嶺巡檢司在內的三處鄉司連接起來。

    這也是青衣嶺-周橋-羅山防線的西段部分，驛道從北往南約六十余里路程——防線的東段部分，從周橋沿淮河南岸直抵師溪河口東岸的羅山城，但這一段淮水走勢隨金牛嶺的山勢呈N字形迂回，總長逾兩百里。

    這虧得徐懷將羅山以東璜川、淮川、光山等光州地區交由荊湖北路都部署司所轄的宣威軍接手。

    荊湖北路位于大越腹地，長期以來駐泊禁軍規模，與京西南路相當，僅有三廂宣威軍禁旅七千余眾駐守江陵府、黃州等地。

    不過，在赤扈人南侵之后，荊湖北路就緊急從州縣征調兵馬，宣威軍及江陵府軍在景王南下襄陽之時，集結規模就超過兩萬。

    赤扈人再次南侵時，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劉獻都已經做好率部北上勤王的準備。

    奈何朝中議和派到最后時刻還指望能與赤扈人劃河而治，擔心召集勤王|兵馬會激怒赤扈人，破壞乞和，臨時傳檄江陵（荊州），嚴令劉獻不得擅自出兵北上。

    劉獻雖為士臣，但與顧蕃一樣，都有在邊州任事的履歷，對兵務還算熟稔，并非完全不識兵之人，才得以出任一路之經略安撫使主持軍政事務。

    景王南下襄陽之后，宣威軍合并南陽府軍擴編至兩萬人眾，劉獻則親率一萬兵馬進駐光州。

    與楚山行營虛外守內之策不同，劉獻親率主力直接渡淮，駐守淮河北岸的淮川城；在抵達淮川之后，劉獻進一步從南逃難民征募健勇，在短短一個月內，使得在光州境內的宣威軍兵馬規模到達兩萬。

    荊湖北路除了照前例向襄陽上繳一百萬貫錢糧外，其他糧秣錢賦皆可自支。

    而荊湖北路在合并隨、郢等州縣之后，計有一府十州，領七十余縣，人丁超過六百萬眾，又占據富庶的江漢平原，可以說是財大氣粗。

    不要說宣威軍擴編到三萬人了，就算擴編到五萬、八萬乃至十萬，荊湖北路也都承受得住。

    這是楚山此時遠遠所不及的。

    楚山目前除了直轄兩縣外，每年僅能從襄陽額外獲得五十萬貫軍資。

    眼下左右驍勝軍、左右宣武軍每年撥付的軍資補給，初定都是一百五十萬貫。

    而陜西、河洛兩地除了所轄之域，錢糧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還將從川峽四路征調六百萬貫錢糧彌補不足。

    雖說魯王趙觀還沒有正式答應擁立景王趙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馬在葛伯奕、韓時良、葛鈺等將的率領下，也從青州、齊州往徐州、壽春（壽州）一帶轉移；隨之是不計其數的民眾攜兒帶女搶渡淮河往南逃亡。

    與后世受黃河奪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時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荊湖、江東的富庶之地。

    倘若魯王一系能在徐州、壽春站穩腳，以淮南之錢糧養十萬兵馬也是沒有問題的。

    相比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來，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得到極大的發展。

    長江兩岸的農耕已經成體系的發展成一年兩熟甚至三熟制，畝產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絲織、棉織業發達，造船業及沿海制鹽業獨樹一幟，制陶瓷器與銅鐵金銀在內的金屬冶煉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為中心的海外貿易也如火如涂；川峽四路的井鹽、蜀錦名聞天下，成都府早已發展成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單純從錢糧、丁戶來說，大越在河淮形勢糜爛之后，猶有足夠的軍事潛力挖掘出來去抗衡赤扈人。

    赤扈人消化河東、河北等地需要時間，后續還需要優先解決側翼陜西兵馬的威脅，不得不在汴梁立偽帝李汲暫攝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爛不堪的河淮地區。

    這也給大越沿淮河一線組織防御、操練新軍贏得喘息之際。

    然而大越最終能否在淮河一線，與赤扈人形成制衡，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徐懷回到周橋，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劉獻派來的使者也剛剛趕到。

    劉獻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與從壽春返回的武威公趙翼，前來周橋與徐懷商議勸進之事。

    顧蕃率京西南路將吏于襄陽城北碼頭跪迎景王，已經算是為景王在襄陽登基鋪平最后一塊木板。

    包括徐懷在內，諸行營主將、諸路監司近兩個月來都紛紛上表，勸景王登基繼統，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義統領抵御胡虜、收復中原大業，卻不為景王所納。

    此時天宣帝及嬪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等三千余眾被赤扈人押送，離開汴梁渡河北上，很顯然是徐懷他們再次上表勸進的時機。

    而為社稷計，景王也不應該再拒絕眾臣勸立。

    劉獻作為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趙翼作為景王、魯王之外、碩果僅存的男性宗室成員，地位自然是在徐懷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