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徐懷以司空、樞密使，韓時良以淮南東路制安撫使、龍武軍都統制的身份，同時上表奏請裁撤淮南東路、壽濠行營，并置淮南路，薦鄧珪出任淮南路制置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頓時間在襄陽掀起軒然大波。

在徐懷的奏表里，同時還對天下兵馬部署進行新的調整。

首先將水軍力量調整為兩大部分：

荊州水師、建鄴水師合并為沿江水師，主要負責長江中下游及浙東路、淮南路南部沿海地區的河防海防；沿江水師下轄四都水營，編一萬兩千水軍，分別駐于荊北鄂州、江東揚州、江東建鄴以及江東崇州（揚、泰、崇三州從淮南路劃出，劃入江東路）。

信陽、潁州、壽州水師合并為沿淮水師，下轄五都水營，編一萬五千水軍，分別駐于陳州、信陽、壽州、楚州及徐州。

兩支水師皆獨立設制行轅衙署，沿江水師衙署駐于建鄴，沿淮水師衙署駐于壽州，分別以余珙、許凌為統制官；水師衙署主要負責水師軍政、操練及戰船修造等事務，作戰節制權則由水師駐地的軍事主將掌控。

這主要也是當世水軍作戰，以輔助陸地步騎攻防為主，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從陸地陣戰及攻城拔寨等戰爭形態中剝離出來。

壽濠等地并入淮南路，行營裁撤之后，宣武軍第一、第二鎮會進行適度的縮編，接受淮南路兵馬都部署司的節制，主要駐守壽州、楚州，負責與駐于壽州、楚州的水師力量，共同建立淮河中下游的第二道緩沖防線，也負責支持河淮腹地的戰事。

也是為了盡可能壓縮軍資開銷，將錢糧用于加快地方農耕生產的恢復，淮河以南諸州縣相對安全后，地方守兵也將適時縮減到兩萬人馬以下。

而在河淮地區的駐防部署，除了保留河洛、京西行營，原壽濠行營所負責駐防的宋宿等州并入京南行營外，還將新置徐州行營，以韓時良為都統制，率領龍武軍進駐，轄淮河下游以北徐、海、泗三州防務，主要負責對徐海北部濟沂等地的敵軍作戰。

徐州行營除了將在韓時良舊部龍武軍基礎上擴編為四鎮四萬八千戰兵外，還將調沿淮水師第五都水營入駐徐州，從地方額外征募兩萬守兵補充城寨基礎防御、還將征調兩萬諸路州府輪戍兵馬，一并接受行營節制。

正式接受司空府直轄后的徐州行營，將保持九萬余眾的戰守兵規模，一舉凌駕于京西、京南行營之上。

為了保證順利過渡，司空府除了將張雄山從河洛調到徐州，出任徐州行營軍事參謀、組建行營軍情參謀院協助作戰、籌辦軍事指揮學堂外，徐州行營長史、司馬等主要官吏以及諸將統制，還繼續任用韓時良舊部。

其他方面要說有所不同，那就是龍武軍新增編的兩萬兵馬，包括新補充的基層武吏，都從司空府所轄輜兵中里征募；后續龍武軍作戰產生傷亡，也都由司空府負責統一補充缺額，軍功賞罰也遵照司空府的規令統一行事。

司空府也不管兩封奏表在襄陽掀起多大的波瀾——上表也僅僅是履行一下既定的程序，隨著韓時良率原龍武軍主力兵馬以及余珙率沿淮水師第五都水營進駐徐州，新的兵員以及大量的兵甲、戰械、糧秣等物資，都源源不斷往徐州調撥而去。

兩次淮南會戰，雖說淮南東路都不是赤扈人東線重點攻伐對象，但這些年來對淮東的襲擾從來都沒有中斷過。

特別是淮東失去對淮河下游河道的控制權后，赤扈人對淮東的襲擾，無論是從持續的時間上，還是從穿插滲透的縱深上，都遠超以往，令淮東的農耕生產受到極大的破壞。

逃京事變發生時，葛鈺率部撤出揚州也不忘大肆劫掠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