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古代律法，都是頭皮發麻，無論是秦朝，還是宋朝，都是各種酷刑，五花八門，從這一點來說，什么仁政，這絕逼就是暴政。
但專業角度來說，其實二者是沒有絕對關系得。
因為古代法律思想就是“法即刑”，所有律法的終點都是刑罰，如果你只設有絞刑的話，那么會什么情況，就是只要你犯罪就是絞死，哪怕你就是推了別人一下。
無刑則無法啊。
故此古代要設置很多很多刑罰，來應對各種罪行。
基于法即刑的準則，這個邏輯是沒有一點問題，只要改成罰錢，就是多與少，這不很正常嗎。
然而，刑罰，是國家懲罰個人，是二者關系，這里面往往是不包含第三者的，也就是被害者，雖然有些官員會照顧受害者，比如說許遵，但宋刑統是不存在個人利益，只有國家利益。
這肯定是屬于法家之法。
而稅法又是歸于宋刑統，肯定也是屬于法家之法，根據張斐的理論，法家之法中是不可能存在法制之法的。
學生們一方面是豁然開朗，原來困擾我們這么些天的問題，其實都是不存在的。
因為沒有法制之法，故此橫征暴斂跟法制之法是一點關系都沒有。
那也就解釋，為什么自古以來，橫征暴斂的例子，是數不勝數，因為本身就是可以這么做的。
但是另一方面，人人都覺得這橫征暴斂是不對的，宋刑統是橫征暴斂的依據，宋刑統就成了罪魁禍首，那又是不是說法制之法能夠阻止橫征暴斂？
一時間，大家又非常困惑。
王安石呵呵兩聲：“這小子的口才，我真是自愧不如。”
呂公著小聲道：“介甫何出此言？”
王安石道：“他不就是在吹噓他的法制之法么？”
呂公著頓時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