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不止農民。就是直接參與生產的匠人、雇工，同樣也不符合要求。

    塞里斯的工匠有著和農民一樣的習慣。相比于英格蘭同行，他們的行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當地人把集體停工歇業的行為稱為“叫歇”。在明清時期，這其實是個十分常見的舉動。而且，可能是得益于特有的高組織傳統，他們很快就發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動方式。

    和喜歡打砸機器，搗毀廠房的英格蘭工人不同，塞里斯的城市雇工對于生產設備沒有太多仇恨。他們更喜歡組織起來，搗毀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歐洲那邊的傳統方式不同，官府對于這種行為，一直持一種曖昧的態度。哪怕是公認殘暴的清朝，對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寧愿裝作看不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蘇州發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從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為不滿足于過低的報酬，宣布停工歇業。這種行為不知道算不算單純的“罷工”，因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結起來，主動出擊，四處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頭。多名商人慘遭毆打，整個行業完全停頓，根本沒人敢開工。

    按理說，蘇州是江南紡織業的中心城市之一，在當時整個世界，都是影響巨大的城市。這種行為，無疑會妨礙生產，影響整個產業鏈。但官府對此，卻始終保持沉默，無論商人們怎么請求，就是不樂意出手。

    結果，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后持續了整整一年。等眾人都打夠了，官府才姍姍來遲，表示要出面調停。

    對于類似的事件，官府的態度也相當統一。官吏并不樂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樣，對叫歇打人的工匠從重處理，而是始終定性為“商匠爭端”，最后的裁決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這類裁決的案例數量眾多，留下非常豐富的記錄。最后的結果，往往是官府出面，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時也要求工匠不再鬧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紙業工匠和雇主發生沖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須給工匠提升待遇，并且如實發放，否則按照應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準再合伙要求漲價，否則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這樣，實現了字面意義上的“各打幾十大板”的警告。

    在調停之后，官府不知道為什么，還喜歡刻碑記錄，稱為“工價碑”。上面會刻上調停結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當然，現實是，這類結果經常也持續不了多長時間。雙方一般很快又會相互不滿，再次打起來，而官府也會再次調停，重復上述步驟。由于這種事情重復的次數太多，在江南地區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永不更改”碑，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材料。

    同時代的英格蘭，打砸機器都會受到嚴懲。議會甚至專門設定法律，允許對破壞機器的人處以死刑。但在同時期的江南地區，官府卻對此并不熱衷。

    哪怕是這種大規模毆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堅持定性為極少數“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壞，專門“東挑西撥，借景生端”，才引發矛盾。絕大多數參與者都不會被處罰，連領頭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號示眾。

    說到底，官府對于保護工坊主利益，并沒有多大興趣，而是非常注重維持社會的整體穩定——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只要不打出旗號造反，官府根本懶得冒著風險去鎮壓。一旦工匠的行動聲勢浩大，還會主動犧牲商人利益，迫使他們滿足工匠的條件，以防止事情鬧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個時代，流行著一句話，叫誰贏老百姓支持誰。但從歷史表現看，官府才更像是誰贏支持誰的。